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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的新創事業和成功的城市有三個共通要素—具創意的優秀人才、對創業家友善的資本環境、鼓勵創新的文化。如何使一個城市的創業能量源源不絕,除了一般性的城市建設之外,更重要的是從建構創業生態體系的角度重新規劃,配套推動相關改革,包含勞動力的育才與留才、減少設立公司的束縛、創造對創業家友善的環境等。從政府部門的角度來看,更需要關注創業家的需求(needs)而非僅企業的要求(request),共同營造促進創意交流、創新沈浸的空間,提高創業家對臺北市的黏著度與關注。
2002年,定居匹茲堡的Richard Florida教授發表了「創意新貴」(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一書,提到了經濟發展活力的三T:人才(Talent)、科技(Technology)、包容(Tolerance),評估了美國49個城市的創意指數和它們與創新表現的關係,並說明了這些城市成為「創意中心」的獨特性。Florida教授在書中所論述案例中的人才,很大一部分是具有創意的創業家,但這些創意階級並非自然地在特定城市發生聚集,而是公部門必須持續地投資創意,或更精確地說,投資在吸引創意人才的環境建構。
產業政策與創業(興業)政策最大的差異,即是後者以人才為根本,城市對提升經濟活力的手段從早期的招商引資、減免企業地方稅,補貼可吸引高科技公司的「企業總部經濟」,到今日更貼近創意人才的鼓勵措施,均如同Florida教授所揭示的:「城市需要的是一種人的氣息,更甚於商業的氣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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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公部門持續地投資於創意人才,亦不必然得以達到效果。筆者近二年因公,至兩所世界知名研究型大學—日本筑波大學、加拿大溫哥華卑詩省大學的技轉與事業化部門,考察其成果事業化、創造新產業的實況。前者試圖建立在地的科技產業群聚,經過三十多年努力可謂失敗;後者試圖建立分子生物、基因生醫產業的努力則仍在未定之天,這兩者皆是中央政府投入相當龐大財力、物力與人力的嘗試,究其原因乃是從創意到創新、創業的路途並非直線地推進,大學的研究成果能否形成不斷創新、擴張的在地新企業,實是一複雜互動、交互演化的生態系。
一如許多地區與城市都想成為矽谷,或說複製、創造一個矽谷,但正如許多商業史、產業史研究所發現的,史丹福大學並未創造出矽谷,而是在地的企業領導人與創投家在Palo Alto創辦了今日為人熟知的育成機制,從而建立起基礎建設與氛圍。其中關鍵環節在於大學附近是否存在具有包容力的社區、社群,有能力吸收並利用大學的創新與科技,亦即生態系中社會架構性質的充分條件,形成有機且具有綜效的組合。
事實上,對於剛起步的青年創業家而言,Florida教授筆下的超級創意中心—舊金山灣區(矽谷)並不受到青睞。長期關注美國青年創業家動態,並發表「30歲以下年度頂尖創業家」排名(30 under 30)的富比世雜誌,2013年4月刊載了由Nerd Wallet針對全美49個城市所做的「青年創業家宜居城市」調查(Best Cities for Young Entrepreneurs),該調查是以四大面向、7項量化指標進行分析。令人意外的是,幾個高科技企業與創投公司集中的大城市,如波士頓、紐約、舊金山並未進入前十名,反而是擁有著名研究型大學的城市,如北卡三角園區的Raleigh、華盛頓州西雅圖、德州奧斯汀名列榜上。這類排名沒有一定的標準,如近年大力投入建構創新創業生態系的知名衛星導航公司Garmin全球總部、Kauffman Foundation總部所在地堪薩斯市,2012年9月被「創業家雜誌」(Entrepreneur)選為「(全美)鮮為人知的九個科技創業城市」之一,主因是吸引了Google Fiber落腳,並配套建構了全市高速數位光纖網路與資訊通訊新創事業育成計畫(Launch KC/Advance K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