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居好城市 共創設計培力 - 臺北產經資訊網

在生態學的名詞中有一個很特殊的名詞稱為「Niche」，如果要直接譯成中文確實有點困難，但大意可以解釋為適切合宜的工作、生活的環境，而其本意直指天主教置放聖母之神龕，而就「神龕」之意其解釋可以是非常神聖的、精準的、適切的放置重要「神相」或「物品」的環境（位置）。若以生態學定義來詮釋所謂宜居，則對人類而言應指一個場所、環境、社區乃至一個城市，它是適切合宜做為特定需求者工作生活的。

當然每個人之需求不同，為此當要找尋一處個人工作的「家」、「環境」、「場域」時，它可能較容易，但若要擴大到被所有居住、工作於此環境者均稱道這是適切的、合宜的、好「城市」，且有共識與共同價值觀時，則此指標並非容易達成。因此，何謂宜居的城市？何謂適合「多數人」生活工作的Niche，這確實是本文可深入探討之重點。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UNESCO）對宜居城市亦有其通則性之指標，主要包括五大面向：

• 社會安全
• 健康照顧
• 文化與生態環境
• 教育
• 公共設施設置

其中比較特殊的是文化與生態環境面，它涵蓋宜居的氣候條件、施政面是否清廉、是否提供適切之運動場域與休閒機會，以及客觀公正之稽查制度。換言之，綜觀近年全球五十大宜居城市均有符合上述五大面向指標之水平，而其大環境之品質與社會適宜性，則又多呈現出一種統整性之環境美感（Aesthetics）與適意性（Amenity）之設計力做為支撐，誠然，此設計力並非只是表層之視覺設計，而係如何透過有開創性之政策機制設計，達到令市民對城市生活有榮耀感與希望感之自信心。

身為首都的臺北市，承擔比臺灣其他城市更大之負擔與責任，一方面有近乎三分之一的外來人口（包括工作、通勤、通學、經商，以及外籍人士與一般觀光客）。就承載量而言，臺北市幅員不大，但就自然生態與環境面而言，卻坐擁了大屯火山系山脈豐富的自然生態多樣性，淡水河與基隆河穿流過城市，更是全球少數首都中有座特殊的火山型國家公園。也因此雖然幅員不大，受大屯山脈與水系限制，其可拓展之腹地極其有限，惟又因坐擁國家公園之生態核心系統，擁有高度之生物多樣性、綠覆率與綠視率；另緣於地形地勢，臺北盆地的地下水豐富，土壤中的基因庫極其富饒，雖因早期過度開發，有地層下陷危機，近年在嚴格控制下已趨穩定。

是以臺北做為首都在政治經濟與文化方面均有其政策上之利基，交通可及性高，公共運輸網絡尚稱便利，就生態安全格局面與治安面而言均屬穩定。另，就行政治理面而言，做為首都，人文薈萃，也因此在國際化與治理政策之效能面相對透明，而承載了北臺灣七縣市之移動人口之需求與便利性，其公共運輸與通訊網絡亦相對具優勢，這些均是臺北宜居的DNA。

惟此DNA中有優勢，但亦有相對之劣勢，其中因三面環山一面臨水，盆地面積有限。另，因以淡水河為行政界線，也侷限了臺北首都核心區之發展，加以近世紀因淡水河淤積、河川上游開發造成沖刷與淤積，除了影響了原有的航運機能外，臺北首都就空間治理面而言已是一個為防洪牆所包覆之「圍城」。

臺北的「親山」就視覺上與可及性上的確是全球各首都少有的優勢，約30分鐘車程即可達鄰近之山區，舉目所望也有高強度之綠視率，實為生態臺北城之珍貴資產。而為防洪而築之高擋水牆，近在咫尺卻遠在天邊的距離感，卻讓「親水」成為一種「夢想」與遺憾。當然此山水DNA既是上天所賜予，在近400多年來開發歷程中，也因人口成長高度都會化，造成了親水可及性之障礙，惟此亦正是未來提升為符合全球宜居城市標竿可更努力開創之必要責任（Mission Inevitable）。

無論「臺北湖」存在的地質科學考證是否已有定論，惟今日就大屯火山系無論是北向或南向放射狀溪流之格局，如果仔細調查，其均與大臺北的生活圈、社區及北向之森林、農田、階地生態廊道息息相關，其也孕育出大臺北生態單元之細緻性與多樣性。只是這些生態特色在過去城市發展歷程中，一直因為政治、經濟面之光芒而被疏忽，甚而亦不為治理者所正確關注；換言之，如果有機會則這些被疏忽的遺漏，甚而被破壞的珍貴資源及其潛力，仍應在「Mission Inevitable」治理大願景下，逐一再次實踐。

依美世諮詢公司（Mercer Survey）針對全球宜居城市之定義指標，儘管「宜居」並無法令上專有定義，惟就該全球調查作業中，吾人得以窺見這些城市幾乎都在北半球，也多位於歐洲國家，前40名亞洲國家只有新加坡上榜，即便是美國城市也只有舊金山與波士頓及夏威夷的檀香山上榜，是以前段所述之指標說明了「宜居」之深層內涵尚必須讓生活於該城市之民眾、承載之生態棲地能平衡共生共榮。而「安全」面亦同，必須兼顧實質安全與生態可持續性之安全確保。也因此在生活、生態與生產（就業、工作、產業）之間的相容性，則須有更深刻之人文關懷與制度設計。

其中教育普及並非要項，而是教育品質與人的素質，但看今日臺灣大學之普及率（與人口相比）已名列全球前茅，惟教育背後之文化深度及人文素質是否亦同樣成長提升，則可自公共政策、對市民之福祉、對環境品質維護之責任感與可持續性，以及所有公共設施與公共性開放空間、網絡設置之品質進一步解析評估。

但看加拿大的卡加利（Calgary）、澳洲的阿得雷德（Adelaide）、德國的紐倫堡（Nuremberg）以及奧地利的維也納（Vienna）等城市，它們少有北京、上海、紐約、東京那樣的大格局，或是偉大的新建築、大型硬體建設，所彰顯的反而是更細緻的歷史紋理脈絡、文化傳承，或者城市與大自然生態系統間綿密細緻之鏈結。

老房子之循環再生活化改造、古老運河之活化與綠化，加上其歷史運輸功能之維持，大學城與城市間之相互扶持與共榮，甚而觀光休閒產業之發展並非以「遊客數」為榮，而係奠基在文化與地域生態景緻之深度探索。老城、老店舖、老工匠、老技藝得以有機會與現代化產業競爭，並在全球化強大磁吸力下，仍能保有一種「家族傳承」、「企業傳承」或「地域傳承」之韌性與使命感。

也因此，儘管沒有全球最高的建築、最大的Shopping Mall、最多的休閒設施等得以炫耀，但對於家鄉特色之榮耀感與責任感成就了居民認同之基礎，以及開拓前進之功能，包括如各城市之集體記憶、天際線之保全、河川水岸之親水可及性、歷史疊層與當代城市生活紋理之套疊感知等。在現代的城市空間紋理中，隨時有機會與歷史之人、事、物跨時空接軌，也因此除了政治人物與空間外，文學家、音樂家、作家、藝術家等，其生平故事與創作反而成為該城市DNA之不斷複製，即便會突變亦是開創了當代與歷史具影響力之結合。

在蘇黎士城市其知名建築師老作品之再現，非只置入當代新建築，雪梨舊港埠之再生反而係在舊倉庫區開創了屋中屋之新集合住宅，引入了跨界與跨空間尺度之工作與居住混和新形態，此助益了年輕之SOHO族，也同時活化了閒置之碼頭工業區，並積極自環境改造、水岸生態復育與小族群、次團體之融入與輔導，以聰明的政策制度設計誘發了更多元向度且具創新力之第二層次之實質空間設計力之爆發與創新。源此，各城市之風格、品味與自明性便油然而生。

在臺北申請「世界設計之都」時，曾針對大臺北地區之「設計力」做調查，包括與設計相關的大專院校、設計師（含個人、工作室與公司），現有之相關美術館、博物館、每年與設計相關之展覽次數與可及性等，這些因素顯示大臺北地區其實蘊藏豐沛之設計力（包括既有與未來潛在力），惟就設計力之外顯成果來看，卻多潛藏在點狀的私部門、私人場域，也因此在宏觀面整體都市之外在與內在面卻很難看到對等之「設計力」表現，甚為可惜。

究其原因，臺北市之設計力未能與總體都市風格或設計品質畫上等號，多因公部門轄下之公共建設，少了設計力得以有秩序、有系統介入之機構。大格局而言，此涵括了所有市府部門對「設計品質」之認知，以及市府與中央各部會其預算編列、施政方針與標竿未能有水平與垂直之共識與資源之合理分配。更深刻探討，所有公共基礎建設或公共設施、公共建築、公共空間等之新建、整建或修復，均只被視為係一種「工程建設」或「硬體建設」，儘管資本門之建設經費充裕，但在與品質、美感、效能控制機制面所應付「經常門」卻相對挹注不足，甚而輕微；也因此讓影響城市美感之大型公共建設創新不足或因循慣例規劃，且亦欠缺真正有效（Effective）之品質把關。經年累月下來，整體都市風貌就在陳年例行規範中，逐一喪失其該有的人文歷史特色或前瞻創新之突破建設。

另一方面，設計力之介入在私部門領域，亦有其限制，諸如社區、私有產權之各種土地使用建設等，當民眾對「設計品質」沒有基礎認識與共識時，也難以培養出所謂具美感之市民價值觀，再加上臺灣的「美育」在各層級學校教育體系中均屬弱勢，當美育只是視為「美術課」，而非一種文化美學總體價值與人格認知養成時，則自規劃、設計、施工、維運管理到不同生命週期之各關鍵點，亦難以形成有客觀標準品質與美感成效。

舉例而言，臺北有許多巷弄空間具有特色與個別美感，但走到大街，其街廓、分區，以及其所串連之道路、橋梁乃至各大型公共建築等，則就難以突顯出一種因生活而累積出來之文化特質；換言之，一座城市之風格絕非只是個別建築或硬體建設之加總，它必須透過社會認知、市民共識、生活美學養成，以及公部門施政者在決策流程中注入「設計」之價值觀與關注力。 簡言之，也可說是一個城市所有市民的一種內在生活價值觀，與對城市生態及文化意識與保全責任感之養成綜效，例如：

　　　是否有水緣生活與活動？

　　　是否有廣場空間與活動？

　　　是否有親山習慣與機會？

　　　是否有多元社交場域？

　　　是否有個性商店與百年老店？

　　　是否有傳承的節慶祭典活動？

　　　是否有維持活動的老聚落？

　　　……………………………

而當我們自滿於「最美的風景是人」時，這種自我感覺良好的單向元素仍必須再發揮創造力與凝聚力，俾足以撐出一個城市由內到外、由外到內之總體精神與風格。

如果說宜居城市之指標中有一項幾乎是先天給的條件，到底該如何因應或彰顯？那一項就是「環境」，也就是該城市既存與之共生之大環境（包括氣候、地形、地質、水文、植被等），也因此就臺北市而言，如果期待它能在全球的城市中突顯其獨特性，則必須回歸到「土地」本身。而臺北最獨特的天然土地DNA就是大屯火山系之地景特質，尤其不能忽略在清代建城之風水軸線與其核心價值。

也因此火山之地質史孕育了臺北城獨特之山水軸與地景紋理，就宏觀面而言，整個具有幾何與地體運動而構造出之大屯火山天際線，正是臺北城最獨特珍貴之靠山（Back Bone or Back Drop），自七星山主峰之視覺意象到水系之自然生態特色，以及因火山運動而形成之各種堰塞湖、階地、水梯田、茶園產業、溫泉地景，以及受東北季風影響而形成臺北有溫帶特色之植被與雲霧氣象景觀，這是大臺北就空間地理區位上所展現之獨特區位自明性。

和富士山相較，臺北的七星山卻幾乎未被視為軟硬體之「設計源」。想想富士山幾乎是大東京地區之象徵（Symbol），當然也成了整個日本之象徵。七星山雖未如玉山之高，但在火山地景與北臺灣之文化跨域傳承中，「七星山」所代表的臺北城之發展源頭與象徵意義，仍應是自然與人文設計力之誘發核心，且應再轉化為一種城市之核心共識價值。也因此，宜居宜生美麗城市之魅力，尤應找到其「起源」，繼而凝聚成一種在地人文特色與對大自然之崇仰引導。

源於此論述，檢核臺北目前相關科技、產業、農業等發展，似乎均有能力與全球競爭，而若能在「在地性」上賦予一種不可替代之文化傳承感或生態地理之優勢，則加乘結果即自然而然成為更具Power之創生潛力與品牌代言。舉例而言，大都會區內各種產業之發展相對具有未來競爭力，若能再延伸拓展到都會區周邊之山林、溪流等大地景，則郊山自然步道、火山梯田、新農業發展、山林裡的療癒空間，各種觀賞大臺北盆地之眺望點（節點、渡假勝地、景觀餐廳），還有獨特的溫泉地景風貌之營造，細膩的溪流水域、公共浴池、溫泉水源公園、地熱地景保全，以及臺北獨有的郊山休閒舒壓場域等，這些自然資產絕對應再透過一種「城市核心信仰價值」入滲到各相關產業與公共建設之實質細節中，則由此應可再發掘出臺北的產業，更可擴展到與地景相容相襯，且具唯一品牌自明性之郊山農業、休閒事業與療養產業。

雖然自日治時代以來已漸次發展，惟迄今仍未真正形成一種具強勢競爭力與高辨識力之共創能量。在大臺北地區海拔高度約400～1,000公尺，或許得以有另類美學產業經濟契機與發展新模式，可仿效如北海道與荷蘭之花田、運河等自然地景與產業共生，形成更具大尺度「美麗家園」之新象徵與創新品牌。

而這也正是大臺北地區郊山創新地景產業亟待發展之珍貴資產，如能結合水圳系統、梯田、氣象景觀與優質的公共運輸系統、接駁媒介乃至郊山自然步道等，則這股新臺北學將會是整合設計創新思惟之新藍海。

近年來以「設計力」引導或擾動全國（包括離島）走向更多元、更自主、更豐富的城鄉生活經驗案例，如雨後春筍般湧現，且未必僅出現在大臺北地區，偏遠離島（如金門、馬祖、綠島等）、山區原鄉部落、茶園、漁村乃至昔時礦區之再生均已掀起了年輕世代對「設計力」之重視與有感。

如果看過宜蘭的蔬果批發市場，進行中的臺南中國城之改造，馬祖、東引、南竿之色彩調查印記與漁村及戰地風光，以及進行中之坑道新與舊、樸實與時尚之大膽結合，乃至屏東潮州、南州眷村之另類改造，它們所引入之思維方式與設計流程，乃至施作形式均有別於傳統「工程建設」主導之社經發展。也因有更多跨界設計師之參與，跳脫了慣性之基地範圍內之建築體設計，更勇於大膽走出基地並與周邊之大環境接軌，包括Life Style之引導，透過再認識在地自然與人文之歷史脈絡，重新提升了在地自我意識，繼而帶動回饋在地（或家鄉）之責任感與榮耀感。 更有一些外出發展事業有成的企業主，亦掀起回饋家鄉的實踐行動，他們未必直接搬回家鄉生活，但透過其相關網路引入各項資源，如柯文昌的「台灣好基金會」、嚴長壽的「公益平台文化基金會」、廖鴻基的「黑潮海洋文教基金會」等，透過地緣與鄉土情懷之鏈結，引入各種專業人才與財務資源，擾動地方、帶動地方被疏忽、隱沒之原創DNA。

是以，認知、價值觀、希望感、榮耀感乃至成就感均是社會設計之功能，而「共創設計」並非只在同一個大空間一起做設計，而係透過上述凝聚之共識，以共同之願景、目標，透過不同機制與路徑而開創出新的生命力。更難能可貴的是政府並非主導者，而係透過民間接地氣之整合共生能量，牽引在地不受政府預算執行壓力干擾之可持續性希望工程。以臺北為例，不若各偏鄉亟需較大的財政資源與人力資源投入，但就首都之開創性而言，卻須有另類之設計機制且應更細膩地深根到較小之生活單元中，綜整建議如下：

一、研訂鄉土教育之紮根計畫與可實踐之實驗行動          

繼承傳統智慧是文化不斷蛻變之基礎，由傳統中找出創新的功能尤為關鍵。現在各地亦積極開啟推動「村史」之研究，而臺北地區亦應自各區帶動「區史」之深根探源，則即便是「淡蘭古道」亦與臺北、木柵、坪林、士林、淡水等地區之發展息息相關，而溯源中自可開創出引領現代或未來生活之新典範。

二、探索盤點在地小故事，鏈結全球相似基點，激發跨文化之交流          

創意之來源往往來自需求或好奇心，也可能來自人類面對生存之危機，比如氣候變遷、海平面上升激發了船屋（Floating House）之設計概念，也可能引發水下棲所之未來實踐，臺北的防洪牆是我們生活景觀之障礙，如何與水共生尤其須要向具同樣逆境之社區與城市學習。

三、履行全球永續發展目標（SDGs）之在地化實踐          

減碳節能是目標，都會之維生系統如何與之結合，包括都市農業、智慧農業、大規模有經濟效能之植物工廠，以及廢棄物處理之低碳足跡之實踐，「垃圾變黃金」、「自給自足的農業」不再只是夢想，而須透過科技與生活價值觀之改造，真正「改造」城市，若此，則社子島未必急須開發，在SDGs之目標下亦有翻轉生活、生產、生態共學之新典範。

四、投資美育、培育人人是設計師之潛能，則所有「美學」基因自根植於搖籃至搖籃          

「循環經濟」並非只是商業利基，它其實一種美德，也是一種Life Style之昇華。保存古蹟文化資產、延續歷史脈絡與精華正是未來版的「循環經濟」。哪一個文明古國不靠此維生?如能突破此思惟之Gap，則除了追求最新、最高、最先進之建設外，「保育」、「保存」、「復育」則是更具投資效益的「建設」。

若此，則傳承生活哲學與現代美學之相容性，必會是人類不斷演化之優勢利基。因為顧及了傳承，則相關行政政策與公共建設必然要依附於其祖先之智慧，生存哲學與最後透過天擇留下之平衡系統，正是廣義的美學經濟與宜居生活價值。